中国共产党走上政治舞台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90年来，党领导人民为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富裕幸福进行了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从而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分裂走向统一，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屈辱走向尊严，从孱弱走向强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在庆祝建党90周年之际，全面认识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斗的光辉历程，科学总结和正确运用取得辉煌业绩的宝贵经验，可以启迪和激励我们更加自觉地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一、世人瞩目的辉煌业绩
在90年的光辉历程中，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赢得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全面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逐步建立了独立的、门类齐全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经过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新的历史纪元，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开辟了广阔前景。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不懈奋斗，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使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世界上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一）领导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从秦汉至清初，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的强国。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历史跌入了积贫积弱、饱受欺凌的低谷。西方列强从此开始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山河破碎，人民遭殃。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100年里，外国侵略者强迫中国签订了一千多个不平等条约、协定，这是中华民族痛苦和屈辱的记载。中国人民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从此开始了内争民主、外争国权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使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在中国的广大土地上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状况，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新社会的主人。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必须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作保障。因此，我们党适时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使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建立了人民掌管国家、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确立了与国体相适应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些制度安排，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优势。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建立了强大的人民军队和坚强的国防力量，勇敢的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当美国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时，为了保家卫国，我们义无反顾的抗美援朝，战胜了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苏联企图对我国实行军事控制时，我们又坚决开展了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1958年，苏联领导人提出在中国的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两项建议，显露出在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意图。中共中央觉察到这是涉及国家主权的政治问题，决定严词予以拒绝。毛泽东昭告苏方，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如果你们因此说我是民族主义，“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1]（p392）。60年代初，当苏方将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并做出撤走在华专家等决定时，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坚定地对他们说，“中国共产党永远不接受父子党父子国关系”;“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建设自己的国家”[2]（p643）。
香港、澳门问题是中国为了维护主权必须解决的两个历史遗留问题。邓小平在同撒切尔夫人谈话时明确指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政府必须在1997年收回香港，需要商讨的只是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3]（p12-13）。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国政府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先后顺利地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中国的统一大业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由于中国共产党对此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使西方敌对势力的图谋难以得逞。社会主义中国仍然像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二）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使中国发展为世界经济大国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执政所面对的是一穷二白、经济濒于崩溃的困难局面。1949年全国只有124亿元工业固定资产，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产值仅占17％。那时候的中国别说和西方发达国家比，就是和印度比也有很大差距。1949年中国人均GDP仅有27美元，不足整个亚洲平均44美元的2/3，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印度的棉纱产量是中国的1.88倍，布是1.83倍，发电量为14倍，原油是2.08倍，水泥是2.32倍，糖是5.9倍，铁是6.56倍，钢则是8.67倍。仅就钢铁一项而言，中国人均占有量为0.29斤，美国为中国的1628.7倍，英国为1082.7倍，苏联为53.6倍。
在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使中国由农业国迅速向工业国迈进，并逐步成为发展中的经济大国。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逐步改变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技术落后、畸形发展的工业状况，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布局走向合理的格局，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大增加，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较好的物质技术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工农业生产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提升，实现了人民生活由温饱不足向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解放初期，我国没有一种农产品产量达到世界第一，工业中钢产量仅居第26位，原油仅居第27位，发电量仅居第25位。经过60年的发展，2007年主要农产品中，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茶叶、水果等产品产量已稳居世界第一位。甘蔗、大豆分别居第三、四位。主要工业产品中，钢、煤、水泥、化肥、棉布居第一位，发电量居第二位，原油产量居第五位。电视机、电冰箱、照相机、洗衣机、计算机、空调器等一大批新兴电子产品产量也从无到有、迅猛扩张，我国由一个只能制造初级工业产品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高速公路从无到有，迅速发展，2008年总长度已达到6.03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二。移动电话用户由1988年的0.3万户增加到2010年末的85900万户。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达到15亿户。电话网络规模居全球第一。长途光缆线路长度达到79.8万公里，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10890万个。我国互联网上网人数达到4.57亿人，居世界第一位[4]。
与此同时，对外贸易快速发展，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由1950年的11.3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29728亿美元，增长2630倍；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位次由1978年的第29位跃升到第2位。我国已由长期以来的外汇短缺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1952年，我国外汇储备只有1.39亿美元，2010年我国外汇储备扩大到28473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4]。
解放初期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曾提出了“超英赶美”的雄心壮志，今天这个“中国梦”已经接近实现了。2005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意大利，2006年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88万亿美元（39.8万亿人民币），超过日本（5.47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300美元，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4]。当年经济发展水平稍高于中国的印度，今天则远远的落在了后面；2010年印度国民生产总值为1.43万亿美元，仅相当于我国的1/4，排在世界第11位。现在我国一天创造的财富量就超过了1952年一年的总量。日本从1968年以来保持了42年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不得不让给中国，就连《华尔街日报》也惊呼，“此次新排名标志着作为全球增长引擎的中国和日本分别开始崛起和衰落”[5]。
（三）推动了科学文化事业发展，我国已初步从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
建国初期，我国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不到２０％，初中入学率仅为６％，８０％以上的人口是文盲；专业人才十分缺乏，高等教育很不发达，当年的高校毕业生仅有２．１万人。从八成以上人口是文盲，到九年义务教育入学率接近１００％；从因科技落后而受制于人到中国宇航员在太空向地球问候，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教育科技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
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几乎是在一片废墟上开始重建。历史不会忘记：旧中国曾经因科技落后、国力贫弱而被动挨打，旧中国的人民曾经生活在“洋火、洋油、洋布”的落后社会。中国科技的发展不仅是新中国的壮举，更是近代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崭新一页。
１９５６年初，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科技事业进入了一个有计划的蓬勃发展新阶段。“两弹一星”、“哥德巴赫猜想”、“超级杂交水稻”以及“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等巨大成就的取得，曾极大地振奋了民心，激励了几代人。随着“星火计划”、“火炬计划”、“攀登计划”等陆续出台，中国科技事业开始高歌猛进，涌现出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取得重大进展，神舟系列飞船捷报频传，千万亿次高性能计算机开发成功，载人潜水器海上试验顺利完成，高速铁路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集成电路装备、第三代移动通信、转基因抗虫棉等一批重大技术取得突破。同时，我国科学家在诱导多功能干细胞、量子通信等基础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大创新成果。特别是在载人航天领域的重大突破，极大地增强了中华儿女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在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中，我国3名航天员首次成功实施空间出舱活动和空间科学实验，实现了我国空间技术发展的重大跨越。这一巨大成就向世界宣告，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空间出舱关键技术的国家。这是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是中国人民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伟大壮举，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探索利用外层空间做出的卓越贡献。
我国科技领域的一系列重大成就，显著增强了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在应对当下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教育发展来说，归结起来可以概括为：“两个跨越”，即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这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两次历史性跨越；“一个确立”，即初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制的基本框架，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2000年，我国已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2009年底，实现“两基”验收的县（市、区）累计达到3052个（含其他县级行政区划单位207个），占全国总县数的99.5%，“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99.7%。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达2.65亿人，其中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34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4.2%，已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中国１５岁以上人口和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超过８．５年和１１年，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从业人数达到８２００万人，均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中国已初步实现了从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的目标。
我国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祖国实现历史跨越提供了人才和技术保障，积累了丰厚的精神财富。在新的起点上，教育科技事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机和加速器，将为祖国从世界经济大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提供不竭的人力资源。
（四）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
在近现代史上，西方人曾蔑称中华儿女为“东亚病夫”。人民生活水平极为低下，十分贫困自不待言。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吃、穿、住、行、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诸方面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成倍增长，居民消费水平大大提高，消费结构明显优化，人们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194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100元，2010年提高到19109元。2010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30.3万亿元，比1952年底的8.6亿元增加3.5万倍，人均由1.6元增加到23300元[4]。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居民消费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居民人均消费1952年为80元，2008年达到8181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2年提高了15倍。居民消费结构也改善明显。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1957年的58.4%下降到2010年的35.7%，农村居民家庭由1954年的68.6%下降到41.1%。从耐用消费品看，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空调、电话等在城镇地区逐步普及，汽车、家用电脑等高档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大幅提高。2008年，城镇每百户彩色电视机拥有量达到132.9台，家用电脑拥有量59.3台。农村居民中彩色电视机、电风扇、洗衣机、摩托车等普及率也不断提高；2008年，农村每百户彩色电视机拥有量达到99.2台。全国电话普及率由1990年末的1.1部/百人提高到2010年末的86.5部/百人[4]。
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建国初期，我国卫生医疗水平低下，广大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经过艰苦努力，目前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初步建立，卫生服务能力明显增强。2010年年末全国共有卫生机构93.9万个，卫生技术人员584万人。医院和卫生院床位437万张，比1949年增加53.5倍。居民平均预期寿命由1949年的35岁提高到2005年的73.0岁，在世界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中居于领先地位。
建国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十分薄弱，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需求的提高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展迅速，一个覆盖全国多数城镇和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初步形成。2010年末，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2860个，博物馆2141个，广播电台227座；电视台从无到有，达到247座。有线广播电视用户18730万户。年末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6.8%，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7.6%。全国图书、杂志、报纸出版几倍、几十倍增长。2010年出版各类报纸448亿份，各类期刊32亿册，图书74亿册[4]。
旧中国的竞技体育水平低下，三次参加奥运会没有任何项目进入决赛。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竞技体育取得历史性突破和连续跨越。1959年，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为新中国取得第一个世界冠军。1984年，新中国首次参加在洛杉矶举办的夏季奥运会，实现了中国奥运史上金牌“零”的突破；2000年悉尼夏季奥运会，中国首次进入奥运会金牌榜前三名，取得了历史性突破；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了第29届夏季奥运会，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中国代表团取得了51枚金牌、100枚奖牌的优异成绩，第一次名列奥运会金牌榜首。我国竞技体育取得历史性跨越。
在党的领导下，随着经济社会建设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精神生活更为丰富、更为活跃。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内涵丰富又颇具震撼力、凝聚力的时代精神，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在改造社会以及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伟大实践中，全国涌现出无数英雄模范，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1998年抗洪精神，2008年抗震救灾精神，2008年奥运精神，2010年世博精神，以及载人航天精神，经济特区、浦东新区、渤海新区的敢为人先的精神，等等。在这些振奋人心的精神鼓舞下，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的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五）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影响日益扩大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备受列强侵略欺凌、任人宰割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建国后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和实行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冲破重重阻碍，出席了有29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代表着超过当时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亚非会议。在会上，周恩来提出中国“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6]（p59）会议公报吸收了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形成了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10项原则。亚非会议的成功，是中国走上国际舞台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提升国际地位的过程中，中国以世界大国的气魄，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展开了持续的战略较量。1950年开始的朝鲜半岛战争，是当代中国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独立而又独特的角色。中国在建国初年便敢于与美国及其领导的多国部队对抗，这一事实本身就改写了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朝鲜战争使中国用能力、决心和意志，毫不示弱地向美国宣告了一个强劲对手的存在；在更广泛的层面，中国使全世界刮目相看，甚至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在军事战略上，美国对中国产生敬畏，从此不敢与中国发生地面军事对抗。以此为标志，鸦片战争以来世界强国藐视中国自卫能力、无视中国民族意志的历史，终于走向结束。
1969年的中苏珍宝岛之战，是中国进一步改变国际环境和世界格局的里程碑。这原本只是小规模和短暂的军事冲突，但由于冲突双方是两个世界大国，因此产生的国际政治影响不可估量。珍宝岛之战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再次证明了中国遇强不弱的民族特质。更为重要的是，这场小冲突改变了世界大格局。中国利用美苏之间的战略对峙，使自己摆脱了被两强夹击的艰难处境，进而与美苏两国形成战略鼎立之势，在大三角关系中游刃有余。
在此背景下，20世纪60年末到70年代末，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从其自身利益出发，纷纷调整对华政策。著名的“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封闭了20多年的交往大门。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接着尼克松访华并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两国关系取得突破。1979年1月，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与此同时，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开始解冻。
改革开放后，中国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了国际战略，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积极力量，开始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国际社会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世界热点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核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在联合国、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亚欧会议、亚非峰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海合作组织、东盟—中国（10+1）、东盟—中日韩（10+3）等东盟系列会议上，在推动国际和地区反恐与防扩散合作、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支持非洲实现复兴和发展、气候变化、能源与粮食安全、全球公共卫生等方面，中国都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发挥了重大作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措施，不仅对本国经济，而且对区域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积极影响。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衰退，为应对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国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形成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同时，中国积极同国际社会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稳定。这些措施对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增强信心、稳定预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应有贡献。
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国家深陷衰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从金砖国家的迅速崛起，到发展中国家有一席之地的20国集团（G20），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作为金砖国家中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正从世界舞台不太中心甚至一度边缘的位置向中心位置靠近。作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进出口国、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国家，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及国际秩序变革中的作用和影响备受瞩目。美欧等西方国家主动深化与中国的合作，新兴大国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协调，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维护其利益，各国对中国的借重明显增强。
建国初期与我国建交的只有18个国家，现在已增加到171个。同时，我们还与世界上123个国家结成1586对省、市友好关系。1971年，第26届联大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80年，我国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迄今为止，我国共参加了13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缔结了300多项多边条约。这意味着我国已实现了从现行体系外走入现行体系内、从体系的边缘逐渐走向体系中心的飞跃，日益成为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改革者。
中国已奠定了世界大国的地位。一些舆论甚至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模式”、“拉美模式”、“东亚模式”相继失败之后，“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一种真正可行的“替代方案”。日本野村市场研究所高级教授关志雄认为：“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将成为中国从地区大国向全球性大国崛起的标志性事件”。新美国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迈尔·林德认为，华盛顿倡导的自由市场和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终结，“明显地损害了我们一直倡导的英美模式的声誉，中国模式现在可能更多地会被认为是未来的潮流”。[7]
（三）推动了科学文化事业发展，我国已初步从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
建国初期，我国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不到２０％，初中入学率仅为６％，８０％以上的人口是文盲；专业人才十分缺乏，高等教育很不发达，当年的高校毕业生仅有２．１万人。从八成以上人口是文盲，到九年义务教育入学率接近１００％；从因科技落后而受制于人到中国宇航员在太空向地球问候，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教育科技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
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几乎是在一片废墟上开始重建。历史不会忘记：旧中国曾经因科技落后、国力贫弱而被动挨打，旧中国的人民曾经生活在“洋火、洋油、洋布”的落后社会。中国科技的发展不仅是新中国的壮举，更是近代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崭新一页。
１９５６年初，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科技事业进入了一个有计划的蓬勃发展新阶段。“两弹一星”、“哥德巴赫猜想”、“超级杂交水稻”以及“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等巨大成就的取得，曾极大地振奋了民心，激励了几代人。随着“星火计划”、“火炬计划”、“攀登计划”等陆续出台，中国科技事业开始高歌猛进，涌现出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取得重大进展，神舟系列飞船捷报频传，千万亿次高性能计算机开发成功，载人潜水器海上试验顺利完成，高速铁路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集成电路装备、第三代移动通信、转基因抗虫棉等一批重大技术取得突破。同时，我国科学家在诱导多功能干细胞、量子通信等基础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大创新成果。特别是在载人航天领域的重大突破，极大地增强了中华儿女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在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中，我国3名航天员首次成功实施空间出舱活动和空间科学实验，实现了我国空间技术发展的重大跨越。这一巨大成就向世界宣告，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空间出舱关键技术的国家。这是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是中国人民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伟大壮举，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探索利用外层空间做出的卓越贡献。
我国科技领域的一系列重大成就，显著增强了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在应对当下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教育发展来说，归结起来可以概括为：“两个跨越”，即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这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两次历史性跨越；“一个确立”，即初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制的基本框架，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2000年，我国已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2009年底，实现“两基”验收的县（市、区）累计达到3052个（含其他县级行政区划单位207个），占全国总县数的99.5%，“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99.7%。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达2.65亿人，其中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34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4.2%，已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中国１５岁以上人口和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超过８．５年和１１年，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从业人数达到８２００万人，均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中国已初步实现了从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的目标。
我国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祖国实现历史跨越提供了人才和技术保障，积累了丰厚的精神财富。在新的起点上，教育科技事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机和加速器，将为祖国从世界经济大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提供不竭的人力资源。
（四）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
在近现代史上，西方人曾蔑称中华儿女为“东亚病夫”。人民生活水平极为低下，十分贫困自不待言。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吃、穿、住、行、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诸方面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成倍增长，居民消费水平大大提高，消费结构明显优化，人们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194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100元，2010年提高到19109元。2010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30.3万亿元，比1952年底的8.6亿元增加3.5万倍，人均由1.6元增加到23300元[4]。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居民消费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居民人均消费1952年为80元，2008年达到8181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2年提高了15倍。居民消费结构也改善明显。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1957年的58.4%下降到2010年的35.7%，农村居民家庭由1954年的68.6%下降到41.1%。从耐用消费品看，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空调、电话等在城镇地区逐步普及，汽车、家用电脑等高档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大幅提高。2008年，城镇每百户彩色电视机拥有量达到132.9台，家用电脑拥有量59.3台。农村居民中彩色电视机、电风扇、洗衣机、摩托车等普及率也不断提高；2008年，农村每百户彩色电视机拥有量达到99.2台。全国电话普及率由1990年末的1.1部/百人提高到2010年末的86.5部/百人[4]。
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建国初期，我国卫生医疗水平低下，广大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经过艰苦努力，目前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初步建立，卫生服务能力明显增强。2010年年末全国共有卫生机构93.9万个，卫生技术人员584万人。医院和卫生院床位437万张，比1949年增加53.5倍。居民平均预期寿命由1949年的35岁提高到2005年的73.0岁，在世界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中居于领先地位。
建国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十分薄弱，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需求的提高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展迅速，一个覆盖全国多数城镇和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初步形成。2010年末，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2860个，博物馆2141个，广播电台227座；电视台从无到有，达到247座。有线广播电视用户18730万户。年末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6.8%，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7.6%。全国图书、杂志、报纸出版几倍、几十倍增长。2010年出版各类报纸448亿份，各类期刊32亿册，图书74亿册[4]。
旧中国的竞技体育水平低下，三次参加奥运会没有任何项目进入决赛。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竞技体育取得历史性突破和连续跨越。1959年，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为新中国取得第一个世界冠军。1984年，新中国首次参加在洛杉矶举办的夏季奥运会，实现了中国奥运史上金牌“零”的突破；2000年悉尼夏季奥运会，中国首次进入奥运会金牌榜前三名，取得了历史性突破；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了第29届夏季奥运会，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中国代表团取得了51枚金牌、100枚奖牌的优异成绩，第一次名列奥运会金牌榜首。我国竞技体育取得历史性跨越。
在党的领导下，随着经济社会建设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精神生活更为丰富、更为活跃。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内涵丰富又颇具震撼力、凝聚力的时代精神，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在改造社会以及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伟大实践中，全国涌现出无数英雄模范，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1998年抗洪精神，2008年抗震救灾精神，2008年奥运精神，2010年世博精神，以及载人航天精神，经济特区、浦东新区、渤海新区的敢为人先的精神，等等。在这些振奋人心的精神鼓舞下，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的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五）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影响日益扩大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备受列强侵略欺凌、任人宰割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建国后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和实行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冲破重重阻碍，出席了有29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代表着超过当时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亚非会议。在会上，周恩来提出中国“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6]（p59）会议公报吸收了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形成了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10项原则。亚非会议的成功，是中国走上国际舞台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提升国际地位的过程中，中国以世界大国的气魄，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展开了持续的战略较量。1950年开始的朝鲜半岛战争，是当代中国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独立而又独特的角色。中国在建国初年便敢于与美国及其领导的多国部队对抗，这一事实本身就改写了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朝鲜战争使中国用能力、决心和意志，毫不示弱地向美国宣告了一个强劲对手的存在；在更广泛的层面，中国使全世界刮目相看，甚至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在军事战略上，美国对中国产生敬畏，从此不敢与中国发生地面军事对抗。以此为标志，鸦片战争以来世界强国藐视中国自卫能力、无视中国民族意志的历史，终于走向结束。
1969年的中苏珍宝岛之战，是中国进一步改变国际环境和世界格局的里程碑。这原本只是小规模和短暂的军事冲突，但由于冲突双方是两个世界大国，因此产生的国际政治影响不可估量。珍宝岛之战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再次证明了中国遇强不弱的民族特质。更为重要的是，这场小冲突改变了世界大格局。中国利用美苏之间的战略对峙，使自己摆脱了被两强夹击的艰难处境，进而与美苏两国形成战略鼎立之势，在大三角关系中游刃有余。
在此背景下，20世纪60年末到70年代末，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从其自身利益出发，纷纷调整对华政策。著名的“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封闭了20多年的交往大门。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接着尼克松访华并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两国关系取得突破。1979年1月，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与此同时，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开始解冻。
改革开放后，中国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了国际战略，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积极力量，开始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国际社会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世界热点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核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在联合国、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亚欧会议、亚非峰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海合作组织、东盟—中国（10+1）、东盟—中日韩（10+3）等东盟系列会议上，在推动国际和地区反恐与防扩散合作、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支持非洲实现复兴和发展、气候变化、能源与粮食安全、全球公共卫生等方面，中国都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发挥了重大作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措施，不仅对本国经济，而且对区域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积极影响。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衰退，为应对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国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形成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同时，中国积极同国际社会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稳定。这些措施对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增强信心、稳定预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应有贡献。
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国家深陷衰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从金砖国家的迅速崛起，到发展中国家有一席之地的20国集团（G20），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作为金砖国家中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正从世界舞台不太中心甚至一度边缘的位置向中心位置靠近。作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进出口国、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国家，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及国际秩序变革中的作用和影响备受瞩目。美欧等西方国家主动深化与中国的合作，新兴大国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协调，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维护其利益，各国对中国的借重明显增强。
建国初期与我国建交的只有18个国家，现在已增加到171个。同时，我们还与世界上123个国家结成1586对省、市友好关系。1971年，第26届联大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80年，我国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迄今为止，我国共参加了13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缔结了300多项多边条约。这意味着我国已实现了从现行体系外走入现行体系内、从体系的边缘逐渐走向体系中心的飞跃，日益成为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改革者。
中国已奠定了世界大国的地位。一些舆论甚至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模式”、“拉美模式”、“东亚模式”相继失败之后，“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一种真正可行的“替代方案”。日本野村市场研究所高级教授关志雄认为：“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将成为中国从地区大国向全球性大国崛起的标志性事件”。新美国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迈尔·林德认为，华盛顿倡导的自由市场和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终结，“明显地损害了我们一直倡导的英美模式的声誉，中国模式现在可能更多地会被认为是未来的潮流”。[7]
（三）推动了科学文化事业发展，我国已初步从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
建国初期，我国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不到２０％，初中入学率仅为６％，８０％以上的人口是文盲；专业人才十分缺乏，高等教育很不发达，当年的高校毕业生仅有２．１万人。从八成以上人口是文盲，到九年义务教育入学率接近１００％；从因科技落后而受制于人到中国宇航员在太空向地球问候，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教育科技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
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几乎是在一片废墟上开始重建。历史不会忘记：旧中国曾经因科技落后、国力贫弱而被动挨打，旧中国的人民曾经生活在“洋火、洋油、洋布”的落后社会。中国科技的发展不仅是新中国的壮举，更是近代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崭新一页。
１９５６年初，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科技事业进入了一个有计划的蓬勃发展新阶段。“两弹一星”、“哥德巴赫猜想”、“超级杂交水稻”以及“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等巨大成就的取得，曾极大地振奋了民心，激励了几代人。随着“星火计划”、“火炬计划”、“攀登计划”等陆续出台，中国科技事业开始高歌猛进，涌现出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取得重大进展，神舟系列飞船捷报频传，千万亿次高性能计算机开发成功，载人潜水器海上试验顺利完成，高速铁路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集成电路装备、第三代移动通信、转基因抗虫棉等一批重大技术取得突破。同时，我国科学家在诱导多功能干细胞、量子通信等基础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大创新成果。特别是在载人航天领域的重大突破，极大地增强了中华儿女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在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中，我国3名航天员首次成功实施空间出舱活动和空间科学实验，实现了我国空间技术发展的重大跨越。这一巨大成就向世界宣告，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空间出舱关键技术的国家。这是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是中国人民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伟大壮举，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探索利用外层空间做出的卓越贡献。
我国科技领域的一系列重大成就，显著增强了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在应对当下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教育发展来说，归结起来可以概括为：“两个跨越”，即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这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两次历史性跨越；“一个确立”，即初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制的基本框架，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2000年，我国已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2009年底，实现“两基”验收的县（市、区）累计达到3052个（含其他县级行政区划单位207个），占全国总县数的99.5%，“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99.7%。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达2.65亿人，其中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34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4.2%，已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中国１５岁以上人口和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超过８．５年和１１年，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从业人数达到８２００万人，均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中国已初步实现了从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的目标。
我国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祖国实现历史跨越提供了人才和技术保障，积累了丰厚的精神财富。在新的起点上，教育科技事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机和加速器，将为祖国从世界经济大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提供不竭的人力资源。
（四）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
在近现代史上，西方人曾蔑称中华儿女为“东亚病夫”。人民生活水平极为低下，十分贫困自不待言。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吃、穿、住、行、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诸方面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成倍增长，居民消费水平大大提高，消费结构明显优化，人们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194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100元，2010年提高到19109元。2010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30.3万亿元，比1952年底的8.6亿元增加3.5万倍，人均由1.6元增加到23300元[4]。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居民消费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居民人均消费1952年为80元，2008年达到8181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2年提高了15倍。居民消费结构也改善明显。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1957年的58.4%下降到2010年的35.7%，农村居民家庭由1954年的68.6%下降到41.1%。从耐用消费品看，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空调、电话等在城镇地区逐步普及，汽车、家用电脑等高档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大幅提高。2008年，城镇每百户彩色电视机拥有量达到132.9台，家用电脑拥有量59.3台。农村居民中彩色电视机、电风扇、洗衣机、摩托车等普及率也不断提高；2008年，农村每百户彩色电视机拥有量达到99.2台。全国电话普及率由1990年末的1.1部/百人提高到2010年末的86.5部/百人[4]。
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建国初期，我国卫生医疗水平低下，广大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经过艰苦努力，目前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初步建立，卫生服务能力明显增强。2010年年末全国共有卫生机构93.9万个，卫生技术人员584万人。医院和卫生院床位437万张，比1949年增加53.5倍。居民平均预期寿命由1949年的35岁提高到2005年的73.0岁，在世界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中居于领先地位。
建国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十分薄弱，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需求的提高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展迅速，一个覆盖全国多数城镇和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初步形成。2010年末，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2860个，博物馆2141个，广播电台227座；电视台从无到有，达到247座。有线广播电视用户18730万户。年末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6.8%，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7.6%。全国图书、杂志、报纸出版几倍、几十倍增长。2010年出版各类报纸448亿份，各类期刊32亿册，图书74亿册[4]。
旧中国的竞技体育水平低下，三次参加奥运会没有任何项目进入决赛。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竞技体育取得历史性突破和连续跨越。1959年，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为新中国取得第一个世界冠军。1984年，新中国首次参加在洛杉矶举办的夏季奥运会，实现了中国奥运史上金牌“零”的突破；2000年悉尼夏季奥运会，中国首次进入奥运会金牌榜前三名，取得了历史性突破；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了第29届夏季奥运会，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中国代表团取得了51枚金牌、100枚奖牌的优异成绩，第一次名列奥运会金牌榜首。我国竞技体育取得历史性跨越。
在党的领导下，随着经济社会建设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精神生活更为丰富、更为活跃。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内涵丰富又颇具震撼力、凝聚力的时代精神，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在改造社会以及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伟大实践中，全国涌现出无数英雄模范，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1998年抗洪精神，2008年抗震救灾精神，2008年奥运精神，2010年世博精神，以及载人航天精神，经济特区、浦东新区、渤海新区的敢为人先的精神，等等。在这些振奋人心的精神鼓舞下，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的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五）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影响日益扩大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备受列强侵略欺凌、任人宰割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建国后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和实行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冲破重重阻碍，出席了有29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代表着超过当时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亚非会议。在会上，周恩来提出中国“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6]（p59）会议公报吸收了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形成了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10项原则。亚非会议的成功，是中国走上国际舞台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提升国际地位的过程中，中国以世界大国的气魄，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展开了持续的战略较量。1950年开始的朝鲜半岛战争，是当代中国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独立而又独特的角色。中国在建国初年便敢于与美国及其领导的多国部队对抗，这一事实本身就改写了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朝鲜战争使中国用能力、决心和意志，毫不示弱地向美国宣告了一个强劲对手的存在；在更广泛的层面，中国使全世界刮目相看，甚至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在军事战略上，美国对中国产生敬畏，从此不敢与中国发生地面军事对抗。以此为标志，鸦片战争以来世界强国藐视中国自卫能力、无视中国民族意志的历史，终于走向结束。
1969年的中苏珍宝岛之战，是中国进一步改变国际环境和世界格局的里程碑。这原本只是小规模和短暂的军事冲突，但由于冲突双方是两个世界大国，因此产生的国际政治影响不可估量。珍宝岛之战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再次证明了中国遇强不弱的民族特质。更为重要的是，这场小冲突改变了世界大格局。中国利用美苏之间的战略对峙，使自己摆脱了被两强夹击的艰难处境，进而与美苏两国形成战略鼎立之势，在大三角关系中游刃有余。
在此背景下，20世纪60年末到70年代末，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从其自身利益出发，纷纷调整对华政策。著名的“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封闭了20多年的交往大门。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接着尼克松访华并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两国关系取得突破。1979年1月，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与此同时，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开始解冻。
改革开放后，中国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了国际战略，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积极力量，开始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国际社会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世界热点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核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在联合国、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亚欧会议、亚非峰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海合作组织、东盟—中国（10+1）、东盟—中日韩（10+3）等东盟系列会议上，在推动国际和地区反恐与防扩散合作、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支持非洲实现复兴和发展、气候变化、能源与粮食安全、全球公共卫生等方面，中国都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发挥了重大作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措施，不仅对本国经济，而且对区域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积极影响。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衰退，为应对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国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形成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同时，中国积极同国际社会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稳定。这些措施对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增强信心、稳定预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应有贡献。
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国家深陷衰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从金砖国家的迅速崛起，到发展中国家有一席之地的20国集团（G20），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作为金砖国家中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正从世界舞台不太中心甚至一度边缘的位置向中心位置靠近。作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进出口国、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国家，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及国际秩序变革中的作用和影响备受瞩目。美欧等西方国家主动深化与中国的合作，新兴大国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协调，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维护其利益，各国对中国的借重明显增强。
建国初期与我国建交的只有18个国家，现在已增加到171个。同时，我们还与世界上123个国家结成1586对省、市友好关系。1971年，第26届联大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80年，我国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迄今为止，我国共参加了13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缔结了300多项多边条约。这意味着我国已实现了从现行体系外走入现行体系内、从体系的边缘逐渐走向体系中心的飞跃，日益成为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改革者。
中国已奠定了世界大国的地位。一些舆论甚至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模式”、“拉美模式”、“东亚模式”相继失败之后，“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一种真正可行的“替代方案”。日本野村市场研究所高级教授关志雄认为：“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将成为中国从地区大国向全球性大国崛起的标志性事件”。新美国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迈尔·林德认为，华盛顿倡导的自由市场和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终结，“明显地损害了我们一直倡导的英美模式的声誉，中国模式现在可能更多地会被认为是未来的潮流”。[7]
二、90年奋斗成功的基本经验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经受住各种风浪的考验，保持生机和活力，始终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心骨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并领导亿万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基本经验就在于，党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探索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在实践中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新自我发展，始终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把党的最高纲领与现阶段的任务结合起来，把“伟大工程”和“伟大事业”结合起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和建设大军，推动党的事业顺利发展。
（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理论创新指导党的实践创新
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人类一定历史阶段的认识成果，都要受到当时经济、政治、社会、科技、文化等方面发展水平的制约。再伟大的思想和理论，都不可能是超时空、超历史而一成不变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8]（P284）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各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创新理论的内容和形式，并被亿万群众所掌握而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才能指导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
90年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两次飞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领导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飞跃，创立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巨大胜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长期的历史过程，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是艰难曲折的，而且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都是由知之不多、知之不深逐步扩展和深化的。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长过程，要坚忍不拔、高度自觉，始终如一。对这个根本原则的坚持和实现的程度，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成败兴衰。
坚持这个根本原则，说到底就是坚持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而要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前提是要以科学态度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并善于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两个重要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这个根本原则，一方面反映了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既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还要在思想认识上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体现了我们党善于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以实践为基础创造性地回答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在实践过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形成指导当今中国实践的新的理论成果。这两个过程的有机结合，既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又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勇气和创新精神。只有坚持这种态度和精神，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党的实践，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才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二）坚持自我革新，使党充满生机活力
党的建设发展离不开一定的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必然给党的生存和发展提出新的要求，自我革新是党的建设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自我革新，就是依靠自身的力量，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改革党、建设党；吸纳、补充新的进步因素，摒弃僵化、过时、落后的东西，使党保持先进性，增强生机活力。90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充满蓬勃朝气和昂扬锐气，最根本的就在于勇于变革、坚持创新，永不停滞、与时俱进，与时代发展同步伐。
我们党的几代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党的自我革新和发展，先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以保持党的先进性。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和“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强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说到底，还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号召全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进一步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
回顾我们党的发展历程，党的自我革新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其中影响较大、比较明确地称为整党和整风的运动或活动就有10次。1941—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1947—1949年结合土地改革进行的整党，1950年的整风和1951—1954年的整党，1957年的整风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整党，1968—1971年的整党建党，1983—1987年的整党，1998—2000年的“三讲”教育，2005——2006年的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以及当前正在开展的“创先争优”活动。在这些运动和活动中，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有三次，一是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任务和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方针的延安整风运动，它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和先进性建设的卓有成效的实践。通过这次整风我们党达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使党空前团结和强大。二是1951年到1954年的整党运动。针对建国初期党面临的形势任务，这次运动在进行教育的基础上，对每个党员进行认真审查、鉴定和登记，对犯错误的党员分别进行处理，经过整党，在650多万名党员中有41万人被开除或劝告退党，同时按照新党员的标准发展了107万名党员，在全党建立健全了党内教育和组织生活制度，党的战斗力大大增强。三是1983年至1987年对党的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的全面整顿。针对“文化大革命”后党自身的状况，在这次整顿活动后期进行了党员登记和组织处理，开除党籍的3.3万人，不予登记的9万多人，缓期登记的14.5万人，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党内严重警告、警告等党纪处分的18.4万人，从而使全党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统一，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正是通过长期不懈的自我革新、自我整顿、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纠正错误、革故鼎新，才使我们党始终保持青春活力，保持和发展了党的先进性。
（三）把最高纲领与现阶段的任务相结合，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稳步前进
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包含着发展的阶段性和奋斗目标的现实性。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把远大目标现实化，与现阶段的任务结合在一起，才能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走向胜利。
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的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而又极其智慧地提出了不同历史阶段党的最低纲领，从理论和实践上向全党明确了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辩证关系。引导广大党员既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信念，以高尚的思想道德要求和鞭策自己，更要从革命和建设不同阶段的实际出发，把奋斗目标置于不同社会阶段的现实基础之上，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党的事业，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扎扎实实地做好现阶段的每一项工作。1921年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制定的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取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一一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这就向世人昭示了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中共二大进一步明确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同时，制定了现阶段的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的艰苦努力，实现了党的最低纲领，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党正确分析国情，做出了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指出现阶段党的基本纲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性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基本实现现代化以后，我们仍将继续建设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则是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衔接的。因而我们要实现自己的崇高使命，就必须立足现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奋斗，从而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纲领与党的最高纲领进一步统一起来，通过制定各项方针政策，实现了人民群众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一。因而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稳步健康发展。
（四）坚持党的宗旨，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我们党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党必须植根于人民，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群众骨肉相连、生死相依。党一成立就宣布，党的任务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要一切向人民负责，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息息相通的，从而拥护革命，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防止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的问题。早在延安时期，他在同黄炎培先生的谈话中就提出，要把接受群众监督作为共产党跳出历代革命者由兴到衰乃至灭亡的“周期率”的一个重要措施。在党即将执掌全国政权前夕，他再一次谈到，我们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一进城就变了，要预防重蹈因胜利而脱离群众导致腐败的覆辙。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培育了党群之间鱼水相依的亲密关系。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指出，必须始终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把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作为我们推进事业的根本工作路线。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指出，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我们党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始终牢记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民主革命时期，党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在28年的浴血奋战中，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先烈。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就达31万多人。由于党和人民建立了鱼水深情，在淮海战役等三大战役中，成千上万的群众支援前线；在整个战略决战中人民群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支前民工达886万人，出动担架36万余副，大小车100万余辆。正是在革命过程中党和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人民群众最终抛弃了蒋介石集团，选择了我们党。
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各项政策，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反映了人民的意愿，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的提高。许多党员干部积极实践党的宗旨，坚持走群众路线，努力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廉洁奉公，勤政为民，在各条战线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特别是在涉及国家安危的关键时刻，在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危胁的时候，党员干部挺身而出，站在前列，像焦裕禄、孔繁森、李国安、王瑛、杨善洲等同志，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党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维护群众利益的优良作风。
正是因为我们党90年来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沃土之中，保持了良好的党群关系，人民群众拥护党的领导，始终对党怀着深厚的感情，党才能历经磨难而不衰，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党的事业才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五）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在中国共产党90年的光辉历程中，始终重视建立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争取人心、凝聚力量，使统一战线在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创建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统一战线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一段时期内甚至也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阶级联盟。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新中国，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任务。毛泽东正确把握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国情，特别是科学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并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确定了不同阶段统一战线的性质、任务和范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危机加深，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加重，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紧紧围绕抗日救亡这个中心，制定、采取了正确的战略策略，推动全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围绕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这个中心任务开辟了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战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正确处理了中国共产党同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等统一战线成员的关系，提出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等一系列重要方针政策，积极推动民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使统一战线为巩固人民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及时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与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变革和党的中心任务相适应，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我们党通过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和海内外同胞关系，使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团结更加巩固，各民族的关系更加和谐，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更加协调，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更加适应，大陆同胞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的联系更加密切，使统一战线具有了空前的广泛性、巨大的包容性、鲜明的多样性和显著的社会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创新中得到全面发展，民族宗教工作取得长足进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和港澳台海外统战工作得到新提高，充分调动和发挥了各方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力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六）把“伟大工程”和“伟大事业”紧密结合，以党的建设推进社会主义事业
衡量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否先进，必须放到具体的历史实践中去考察，归根到底要看其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实际作用。因而党的建设必须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进行，把“两个伟大”紧密结合，以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推进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我们只有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才能领导全国人民顺利进行革命和建设事业；同时党的建设的成果、党的先进性也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和胜利才能体现出来。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围绕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中心任务，实施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明确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和发展了三大优良作风，把支部建在连上，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带领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冲锋陷阵，发挥了党对革命事业的坚强领导和核心作用，领导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建国后，我们党不断加强先进性建设，又领导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不断发展变化的国内环境，我们党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又实施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明确提出把党建设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大力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努力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课题，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解放思想、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带领人民群众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领导取得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在90年的奋斗历程中，每逢历史重要关头，我们党总是围绕实现党的中心任务，紧紧抓住党的建设这个关键，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动员和组织好自身的力量，进而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去克服困难、夺取胜利。今天，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处于新的起点上，呈现出如同胡锦涛同志所说的三个“世所罕见”的特点。“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我们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9]。我们只要坚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并把这个伟大工程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一起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来加以推进，始终不渝的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就一定能够找到实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正确道路和科学方法，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Z].新华网2011-3-1.
[5]叶小文.“老二”帽子咱不戴[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2-22.
[6]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二集）中国代表团出席1955年亚非会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7]常永胜.金融危机后的反思: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的比较[J].战略决策研究，2010(2).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