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辩证法办事

发布者:发布时间:2010-08-08浏览次数:1225

1957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提到:“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

邓小平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他在总结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为我们党制定的理论、路线和政策,他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设计的宏伟蓝图,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辉。邓小平虽然没有专门论述辩证法的理论著作,但是,他作为我党历史转折关头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确实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照辩证法办事。

把普遍真理同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

邓小平关于辩证法的应用,首先表现在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现了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列宁、毛泽东都曾面临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任务,所以,他们强调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并且深刻地论述了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的辩证法。列宁把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称为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毛泽东在领导我国人民武装夺取政权的年代,提出研究战争的指导规律,“应当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他在《矛盾论》中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创造性地应用矛盾问题精髓的原理,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他说:“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开辟新路,一定要从国情的实际出发。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从1958年到1978年,二十年间停滞徘徊,经济没有很快的发展,人民生活没有很大的改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一条是没有立足于中国国情的实际。我们搬用过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模式,我们自己也搞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不成功的尝试;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作过抽象的、教条的理解,对社会主义有过种种扭曲的认识。总之,既离开了唯物论,也离开了辩证法,由此造成的损失是十分惨重的。邓小平说:“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总结历史经验,是总结经验的点睛之笔。二十年,走了那么大一段弯路,遭受了那么惨重的损失,这个原因,那个原因,说到底,是我们的思想离开了中国的实际。邓小平对一位外宾语重心长地说:“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提出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正是“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使其“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

开辟新路,必须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强调走自己的道路,是不是离经叛道,抛弃马克思主义?绝对不是。邓小平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为什么丢不得?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能设想,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可以不要科学理论的指导,丢了老祖宗,也会亡党亡国的。但是,邓小平注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尤其是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是某些具体结论;注重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运用;注重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今历史条件下的丰富和发展。对待马克思主义,一要坚持,二要发展,在坚持的基础上发展,在发展中坚持,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必须清醒地看到,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的一百多年,实际生活发生了前人难以想象的剧烈而深刻的变化。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以及它们在几十年中所经历的风风雨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许多新特点。这就要求我们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要有一个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一切墨守陈规,只能导致失败。我们要用发展的观点认识自然、认识社会,也要用发展的观点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所以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开辟新路,还要做好“结合”的文章。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党的一条重要思想原则,是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吃了苦头得到的认识成果。做好“结合”的文章,一要吃透两头,二要找到结合点。所谓“两头”,是指“上头”和“下头”。吃透“上头”,即切实弄懂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吃透“下头”,即切实弄清本地区、本部门的情况。吃透了两头,还要寻找结合点。寻找结合点的工作是最艰难的,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如果各级领导干部努力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结合起来,练好这个基本功,创造性地思维,创造性地工作,力戒形式主义,力戒说大话、套话、空话,那么,就可以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

作为战略家和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其辩证法的应用主要表现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构想上。1990年3月,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不能只在眼前的事物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

什么是战略?毛泽东在研究军事战略的时候曾经说:“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性的东西。”“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

就照顾各方面来说,邓小平着力抓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确立。首先从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题。这是因为,思想路线不端正,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思想路线一端正,第一个落脚点是党的政治路线,特别是全党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的阐发,表现在邓小平的多次讲话中。在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之后,邓小平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组织路线的问题。1979年7月,他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的讲话中说:“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尽管有人不通,但总是已经确立了。现在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组织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了一个要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他还说:“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已经提到我们议事日程上来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见不了马克思。”

就照应各阶段来说,邓小平勾画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段,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步骤,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三步曲”。第一步,二十世纪8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第二步,二十世纪90 年代,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第三步,到二十一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第一步是小变,解决温饱;第二步是中变,实现小康;第三步是大变,比较富裕。实现了第二个战略目标,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多一些;实现了第三个战略目标,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更多一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会充分显示出来。为此,在国际上,需要争取和平的环境;在国内,要排除一切干扰。上述战略目标是鼓舞人心的,实现出来又是十分艰巨的,所以,邓小平说:“要很谨慎”,“夹着尾巴做人”,“一点不能疏忽”,还要“艰苦奋斗”,“勤俭办一切事情”。

为了实现上述战略目标,邓小平辩证地、创造性地提出了经济的波浪式发展的思想。这就是:“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他在南方谈话中说:“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可以办到的。”“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总起来说,邓小平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他立足中国大地又面向世界,正视国情现实又放眼未来。他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在世界大背景上,放到历史的长河之中,认识我们的责任,分析具备的条件,捕捉历史的机遇。他照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系统的各个方面,又照应其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

坚持两点论、两手抓

事物作为系统而存在,作为过程而存在,还作为矛盾的集合体而存在。邓小平关于辩证法的应用,还表现在提出了解决矛盾的方法。这个方法通俗地表述就是 两点论、两手抓。

由于事物发展不平衡,两点不是半斤八两的关系,两点中有重点,这样就有一个两点和重点的关系问题。我们坚持有重点的两点,两点基础上的重点。做工作不能没有重点。毛泽东说,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但是,如果离开两点讲重点,就会犯一点论的错误。

作为政治家、战略家的邓小平,在处理两点和重点的关系上,在坚持辩证法的全面性上,表现了高超的艺术。仅以他的南方谈话为例。在这篇重要谈话中,两点论和重点论、全面性和针对性,结合得很好。比如,他强调的是把经济搞上去,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但又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他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又如,讲到反倾向问题,是全面的,但有所侧重。邓小平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一个“根深蒂固”,一个“主要”,把重点突出出来了。再如,邓小平强调的是:“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但他同时指出,要“有条件”、“讲效益”、“讲质量”,还要搞外向型。他说:“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他强调“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又说:“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看不到邓小平谈话的现实针对性和强调的重点,不能说领会了“谈话”的精神;同样,看不到“谈话”的全面性,忽视了他在提出主要任务、强调某个重点的后面所讲到的约束条件,也不能说领会了“谈话”精神。

邓小平把两点论运用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形象地提出“两手抓”。他所说的“两手抓”,当然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有所侧重的。针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邓小平多次强调“两手都要硬”。这样,在涉及全局性若干矛盾的处理上,都坚持了辩证法的全面性,坚持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从而为我们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充实了新的内容。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无论哪一个矛盾的侧面,都应当把它放在与其对立方面相互排斥和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去认识。形而上学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辩证法在对立统一中思维,这是两种思维方式的根本区别。只看到矛盾的一方而忽视另一方,只看到矛盾双方相互排斥的性质而忽视它们相互依存的性质,只看到此方对彼方的制约作用而忽视彼方对此方的制约作用,都是片面的,都是形而上学看问题的方法。片面性、绝对化,思维方法的非此即彼,工作中的顾此失彼,有碍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若干重大关系的处理,因而需要努力防止和加以克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充满了辩证法,我们应当学会辩证地思考,照辩证法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