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一位举世公认的世纪伟人，他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就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重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实践证明，邓小平理论是加快中国发展的理论，是指导中国尽快实现现代化的科学理论，是强国富民的大道理。正如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0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邓小平理论是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而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则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集中反映。也是邓小平的“政治嘱托”、“政治交代”。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沿着邓小平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就必须牢记邓小平的“政治嘱托”。
作为“政治交代”的南方谈话，思想丰富，内涵深刻，针对性强，择其要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鲜明地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
之所以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是因为它正确。之所以说它正确，是因为它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特别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已经被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1978年以来，在这条基本路线的指导下，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际地位明显增强，国际影响迅速扩大。正如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的那样：“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邓小平文选》第3卷，371页。）对此，邓小平还强调指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1页。）这段嘱托，是很值得回味的。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一条加快中国发展的路线，其核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政治交代的南方谈话，集中到一点，就是抓住时机，发展自己。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发展，“关键是发展经济”。（《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因为经济是基础，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归根到底要靠经济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实现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富裕，说到底是经济实力问题。国际竞争，说到底是经济实力的竞争。一个国家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不仅谈不上到国际舞台上去竞争，还会经常遭人欺负。我国近代的历史和当今世界的现实都清楚地表明，经济落后就非常被动，就会受制于人。落后就要挨打，贫弱就受欺辱，长期贫弱，就会被时代淘汰。只有经济发展了，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才能不断得到改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充分显示出来，国际上支持我们的朋友才会更多。
当前，中国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诸多矛盾错综复杂。但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将贯串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只有牢牢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才能清醒地观察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始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不能离开这个中心，更不能干扰这个中心。要像邓小平反复告诫全党的那样，除非发生大规模战争，全党同志务必贯彻始终地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一步一步地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雄心壮志在全党全社会牢固地树立起来，扭住不放，毫不动摇。
二、改革开放的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点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鲜明地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子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邓小平的这段忠告，有很强的针对性，也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为什么有些同志左顾右盼，谨小慎微，不敢闯，不敢试呢？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这里，邓小平明确地告诉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这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在具体的工作部署中，不要过分纠缠姓“社”还是姓“资”，判断改革成败得失的标准，判断工作中是非得失的标准，只能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告诉我们，要用社会进步的尺度，用生产力标准，国家利益标准，人民生活水平标准来衡量改革开放的得失，具体工作中的是非。必须指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和价值取向，“三个有利于”标准体现了中国社会进步、中华民族的国家利益和全体中国人民根本要求的高度统一，是贯穿改革开放全过程的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
为了扫清改革开放的思想障碍，为了加深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果断地冲破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属性的思想樊篱，对社会主义本质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这里，有两点特别应当注意：
一是邓小平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所包含的深刻的理论洞察力特别值得学习。大家知道，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党内和社会各界展开了长达14年的艰苦探索，反复争论，其激烈程度，在中国发展史上是不多见的。直到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才将这场纷争划了一个句号。邓小平举重若轻，一句“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就从理论上点透了问题的实质。这不仅阐明了计划与市场的性质，而且更重要的是，由此就能够真正深化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
二是郑重告诫全党：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是为了使社会主义赢得优势，而社会主义只有赢得对资本主义的优势，才能获得巩固和发展。这种博大的政治胸怀和深邃的战略眼光的确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
当前，中国改革经过20多年的奋力推进，已经到了摒弃旧体制，全面构建新体制的关键时刻，不能迟疑，不能观望，更不能退缩，要牢记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的告诫，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加快步伐，奋力推进，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闯过险滩即平川。这是国内外形势所迫，也是改革规律所决定的。历史事实证明，社会变革，犹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深刻地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认真回顾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他明确告诫全党：“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的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指出，“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著名邓小平理论研究专家龚育之先生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讲道：“警惕右，但主要是反对‘左’，这是一个战略估计，不是对一时一事形势的估计。”（龚育之：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到江泽民七一讲话——纪念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百年潮》2002第1期）所谓战略估计，就是对全局有指导意义的、必须长期遵循的战略方针。的确如此。邓小平并不是直到南方谈话才有这个思想。早在80年代中期，即中共十三大召开之前，邓小平就讲过：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几十年“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中共十三大报告指出：“排除僵化和自由化这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将贯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由于‘左’的积习很深，由于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这种积习，所以从总体上说，克服僵化思想是相当长时期的主要任务。”（《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16页。）中共十四大报告重申了邓小平的这个战略判断，并且进一步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从一九五七年起的二十年间出现的错误，主要都是‘左’。改革开放要探索和开辟新的道路，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观念，阻力主要来自‘左’。”还强调指出：“在把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问题上，在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17—18页。）
根据邓小平的这个战略判断，中共十五大坚持这个战略判断，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方面大胆创新，取得了重要理论成果。江泽民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提出三个自觉解放：“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表现出了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因此，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牢记邓小平的这个政治交代，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防止“左”的思潮死灰复燃，把好的东西一下子搞掉。
要想排除“左”的干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大胆开拓创新,始终保持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这样一场前无古人的改革开放大业，没有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没有一种积极进取，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是难以想像的。历史事实证明，任何一次社会变革，无不以思想解放为先导，思想解放的程度，往往决定着改革的深度。中国改革开放的兴起，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的，改革的深化也有赖于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其实2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大胆探索，不断开拓创新的过程。改革每前进一步，就要清除一个思想障碍，每清除一个思想障碍，改革就前进一步。而这些思想障碍，主要是“左”的障碍。
四、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
在南方谈话的最后，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二十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这段话是多么的意味深长，多么的发人深思！这是一位为了中国的现代化奋斗了一生的老人对我们的谆谆嘱托！这是一位功勋卓著的共产党领袖对全党的政治交代！
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是邓小平毕生的追求和为之奋斗的目标；是他一生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中心；是他思考问题、制定政策、部署工作的着眼点和落脚点。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他刚刚复出，就力主停止“文革”，断然否定空洞的政治叫喊，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他果断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他力排众议，坚决支持开辟经济特区，大胆吸收和借鉴西方优秀文明成果；为了实现国家现代化，他坚决主张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他为我国制定了“三步走”的战略规划。现在，前两步目标已经实现，全党全国人民正在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而奋斗。只要我们牢记邓小平的政治嘱托，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励精图治，艰苦奋斗，横下一条心，排除各种干扰，集中精力致力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一定能够完成邓小平未竞的事业——把我国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