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米切尔·布洛维2006年6月2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次报告中提出“转型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他把马克思主义分为三个时代，即古典马克思主义时代，国家社会主义时代和社会性的社会主义时代。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时代发生在70年代中期至今，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他把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叫做社会性的社会主义，关注的领域主要是公民社会及其运动，主要代表人物是博兰尼、葛兰西等等。这是一个很新的观点，对中国而言也很有理论价值。但是，马克思主义不应该只是社会学的，而应该是一种多学科的或跨学科的理论。它涉及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等多个学科。而且就中国而言，这个转变的特点可能是从国家社会主义经过市场社会主义向社会性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是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以革命和战争为主要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它主要吸收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思想与当时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以后，产生了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且指导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列宁主义指导下的在世界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建成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即完全由国家和各级政府掌握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这与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由全社会掌握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社会经济形态其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过了高新技术的长期发展，世界进入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虽然局部战争不断发生，大规模战争甚至核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是，就总体而言，世界进入了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新时代需要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凭空造出来的，它一定是马克思主义与世界和中国今天的现实结合的产物。研究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至少有以下三条主要线索：
（一）中国近30年改革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经过近30年的改革实践，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重要的理论创新，这是新时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新理论探索的主要特征是从革命和斗争转向发展与和谐，首先是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问题，其次是提出发展的人民性问题，后来更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并对未来社会的和谐发展提出了一个令人鼓舞的结构框架。这些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具有核心价值意义的理论性探索对于我们研究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重视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西方各种进步思想包括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与政党的理论与实践。实际上，在恩格斯晚年及其去世后，民主社会主义这种被归为另类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直都在进行着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这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研究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失去了世界的眼光。此外，除了我们现在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之外，还有像亨利·乔治(代表作《进步与贫困》、卡尔·博兰尼（代表作《大转变》）、约翰·科布（代表作《为了共同的福祉》）等等一大批关心社会进步和社会批判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同样也在推动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人类思想宝库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研究资源。
（三）重建被破坏了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自由、平等、公平正义、财产权等现代价值理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升同样被破坏了的以“仁义礼智信”等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价值理念。这需要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多学科的共同努力。实际上，当我们研究现在的思想和概念时，我们自然会回到这些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去。比如，当我们研究“和谐社会”理论和概念时，我们自然会回到西方和中国传统思想中关于这个概念的思想源头中去，这些过去的思想必然会为我们今天的理论和概念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
在这三条研究线索中，前两条的价值主要在于它们的实践方面，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后一条具有重要的和更深层次的文化价值。在一个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的社会里，这些价值理念具有一定的虚假性，受到革命阶级的批判是必然的。但是，在社会生产力比较发达的今天，尤其是在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今日中国，这些价值理念的时代意义自然会重新显现出来。伴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这些价值理念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自由、平等、公平正义、财产权等曾经是马克思恩格斯整个学说的底蕴，是马克思主义中的最基本的价值理念，为了真正实现这些价值理念，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建立无阶级社会的伟大构想。在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重现这些基本价值的时代意义，则显得尤为重要。当然，重显或重建这些基本价值理念并不意味着简单地重复传统资产阶级理论家们的现成的理论成果，而是要在坚持马克思所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在已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一种新时代的提升。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概念也是如此。儒家文化在贫困落后的中国，的确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不仅仅在“五四”时期才表现出来，在历史上往往经常性地表现出来，不然不会有佛教的引进，不会有一次次的“正义”和修正。但是，在一个绝大多数人都能过上衣食保障的生活以后，这些价值理念就会重要起来。这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衣食足，知礼节”的意义。这些中国传统价值理念既然能在日本、韩国保留至今，就说明了它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像“仁义礼智信”这些中国文化中的传统价值理念，在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制度中，应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它们对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肯定也会具有重要的概念意义和实践价值，至少它们对于我们今天的和谐社会理论具有重要的文化底蕴的价值。
研究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中存在着五个重要的理论难题：
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在新时代的方法论意义。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在人类思想领域中的两个重大发现，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两个理论基石。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型过程中，它们依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以剩余价值理论为例。我们必须看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不仅可以作为社会批判和社会革命的理论武器，它同样地也是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重要原则。从早期的劳动价值理论中可以看出，劳动价值理论与劳动财产权理论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我们需要在财产权的意义上更加深入地研究剩余价值学说的时代意义。我们关于劳动产权概念的研究已经表明，剩余价值学说对于财富的分配问题同样地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时代价值（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我的《企业劳动产权概论》一书）。
无产阶级专政与国家消亡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和理论曾经是我们十分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仔细研究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而提出来的这个重要学说我们会发现，马克思讲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与国家消亡理论密不可分的。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没有职业军队、警察和国家行政人员，非常类似于今天的公民自治的政治形式。但是，由于后来的社会主义首先是在落后国家取得胜利的，受到了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和抵抗，后来甚至形成两大敌对阵营，这就在客观上加强了国家机器的力量。高科技在军事上的运用和核竞争的加剧，使得今天的国家力量与马克思的时代已经不能同日而语。这就使得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与国家消亡理论成为一个时代的理论难题。也许由于公民社会的出现和其社会地位的不断加强，马克思用当时的语言所描述的那种理想社会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近，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以这种政治形式所构成的社会中的社会主体不会是传统的所谓无产阶级，而是普遍富裕起来的劳动者。
福科难题（权力本质的问题）。
法国著名哲学家米切尔·福科在他的《语言，反记忆及实践》一书中写道：“直到19世纪，我们才开始明白剥削的本质；然而直到今天，我还未能全面的理解权力的本质。”由于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的本质，通过他的剩余价值理论，我们了解了剥削的本质。但是，还有一个比资本更加普遍地存在于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东西，那就是权力。权力肯定是一种比资本产生的更早而且持续时间更长的东西。我们不一定会感觉到资本的存在，但是我们肯定都会每天感受到权力的存在。从生产资源的占有权、控制权到分配资源的占有权和控制权，从政治资源的占有权和控制权到社会资源的占有权、控制权，从知识的占有和使用到人际关系中的各种资源交流，我们无时无刻不处在权力的关系之中。对于权力平等的追求产生了人们对于民主和法治的要求，而权力的滥用则导致了各个层面的贪腐和人性的败落。因此，对于权力本质的研究和对于资本本质的研究，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这是我们推进政治民主、提高公民道德素养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需要认真研究的两个同样重要的理论问题。
财产权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布坎南写过一本书，书名叫作《财产权是自由的保护者》（中译本书名为《财产与自由》），试图从财产权的角度来解决上述福科难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大量关于财产权问题的论述，这一点往往为研究者所忽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告诉他们的读者：“共产主义的特征不是要废除一般的财产权，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财产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1卷第286页。英文中的财产权（property）既可以译为财产权，也可以译为所有制，我国的中译本在这里译为“所有制”）。因为资产阶级的财产是靠剥削别人的劳动而得来的，因此，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提出要废除资本主义的财产制度，而不是一般地讲要废除财产权。马克思后来讲到劳动者联合体是扬弃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一种重要方式。而所谓劳动者联合体，本质上就是劳动者自己占有自己的劳动成果，在财产权方面解决了资本主义的剥削问题。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财产权问题已经非常现实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建立在合法劳动基础上的财产权，我们可以称之为劳动产权。在这里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财产权保护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使财富（包括土地）在各种劳动者之间进行合理和合法的公平分配和交易。这是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与文化重建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和实践，要求一种适应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的人文环境。这种人文环境的特点不是简单的革命、斗争和批判，而是自由平等、公平正义、诚实守信。这是现代版的仁、义、礼、智、信，是在长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形成的一种用来规范社会、政府和公民个人行为的新的文化与道德准则。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把这种人文环境概括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特征的理论概括，以及 “八荣八耻”等等基本价值理念，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与文化重建，具有重要的主体地位和指导意义。
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与实践，正在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