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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公众服务意识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公众服务意识
作者:李路曲         文章出处: 学习时报         发布时间: 2010-09-11         访问次数: 198

一、 服务意识和服务方式

服务国家、促进人民福利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基本理念之一。这个理念体现在一系列有利于民生的政策上:经济政策力促全民就业,实现经济稳步增长和建立高质量的生活;社会政策确保和平稳定,种族和谐,居者有其屋;教育政策实行全民六年义务教育,选拔精英人才,使每个人能够发挥所长。

为贯彻服务国家和促进人民福利的基本理念,人民行动党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建立了“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组织,这是一个非赢利的社会福利机构,是人民行动党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途径。社区基金总部与人民行动党总部在同一所建筑中,联系密切,这既保证了基金运作的通畅,又树立了党的亲民形象。社区基金主要发挥三方面的作用:为基础教育提供资金和设施;为妇女提供家庭服务,保障她们工作的权利;为所有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补贴。例如,大多数新加坡人住的都是“组屋”,它类似于中国的经济适用房,由政府统一建造,以比较优惠的价格卖给中低收入者。在人民行动党获胜的选区,翻新组屋总是作为优先落实的大事。社区基金还协助居民委员会提供各种服务,这些都为人民行动党争取了民心和选民。

人民行动党的基层组织也把联系群众放在工作的重要位置上,以此来争取选民。基层支部的工作主要是围绕选举展开的,但并不是单纯地进行选举,而是首先要广泛而深入地联系和争取群众。这表现在议员接见民众的工作已经制度化、经常化和深入化。议员每次接见民众,支部都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如接待民众前来登记,或帮助前来求助的居民填写登记表、帮助议员处理有关函件等;平时议员到选区居民家中走访,支部成员也要陪同。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各支部与选区内的居民建立了广泛而深入的联系,从而使支部的活动非常活跃。支部秘书和支部委员的工作一般都热情而令人敬佩,工作非常投入,确实有很强的献身精神。

当前,支部又把吸引更多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参与自己的活动作为工作的重点。近十几年来,新加坡的年轻一代也出现了政治冷漠的倾向,对政治参与越来越不热心。为了赢得年轻人对党的支持,2002年11月,人民行动党成立了“更新行动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了重要的改革建议,即以党内直选而不是委任的方式,选举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党总部的执行委员会;并且成立政策论坛,让党的最高领导层和党员进行双向沟通;允许和吸引青年人参加行动党和政府组织的政策讨论,通过行动党青年团把年轻人吸引在党的周围。

二、 人民行动党的干部队伍建设

人民行动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国会议员是党的最重要的干部。由于新加坡在法律上是多党议会制政体,议员可以担任政府要职,现任政府中的总理、副总理以及15个部的部长、政务部长、政务次长都是人民行动党议员。正是这些议员一方面在国会参与议政,把党的意志转化为法律,转化为国家意志;一方面又在政府中领导公务员队伍,把党的理念转化为政府的政策、措施,从而实现了对社会的高效管理;同时,由于反对党有一定的竞争性,人民行动党也需要通过竞选来获得合法性,因而党的议员还要密切联系群众,执政党议员的这种重要地位就决定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首先是挑选高素质的党的议员。这实际上是说议员的素质就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水平,因而该党提出,要让最好的人才当选议员。

其次,人民行动党议员建立了一套完善的联系群众的制度,保证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政治输入和输出管道的畅通,从而使党的政策对人民群众的要求有很敏感的反映。议员一般要兼任选区党组织的领导工作,作为党的干部,他们要带头为民服务。为此,人民行动党规定党的国会议员必须在固定时间接见本选区的民众,每月至少安排一次,为选民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高层和他们的议员极为重视群众基础。他们认为,一个政党要长期执政,不脱离群众,必须要有一套完善的联系群众的制度,有一批高素质的人才乐于倾听民声民意,努力为民众服务,还要在制度上保障解决群众提出的问题的机制畅通。

三、社会控制或社会治理方式

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另一方面,即它的社会控制或治理方式。人民行动党对社会控制的手段是把严格管理和疏导相结合,我们可以从其基层组织的作用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执政党的支部和国家其他的基层组织如居民委员会等本质上具有相同的作用,都是执政党或国家对全国进行控制或治理的基本的组织网络。执政党通过这些基层组织对社会进行治理的方式是,通过把民众吸收到这些基层组织即政治体制中进行参与和管理,实现了有限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官僚制度与下层群众之间的隔阂。一些商业团体、非政府组织以及地缘和血缘组织的头面人物被吸收进这些基层组织的领导机构中来,减少了执政党及其政府与它们的摩擦。这实际上是把它们纳入了执政党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从而扩大了执政党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非政府的社会活动家及其活动被融入这种半政府性的基层组织中,也限制了其自由度和政治参与的深度,使政治生活不至于过热,基本按照执政党的政治指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