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其主要议题，说明在新世纪、新形势、新情况下，必须举全党之力来解决我们在执政能力上的新问题。
怎样解决执政能力上的新问题？一靠加强，二靠建设。
加强什么？
一是加强调查研究。通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深入实际的调研，首先做到“知己”，而后做到“知彼”，唯其如此，方能做到“百战不殆”。中央在四中全会前已经认真做了此项工作，因此有理由对解决党的执政能力中存在的问题充满信心。
二是加强理论探索。十六大报告在理论创新上用了“三个解放出来”。我以为，这为“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打开了新空间。其实，理论既需要继承，更需要发展。“两个凡是”错就错在它束缚、桎梏了思想认识的发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好就好在它解放了思想，促进了理论的发展。革命党能否顺利完成向执政党的转变，关键是以“造反有理”为主旨的革命党理论，能否顺利过渡到以“执政为民”为主旨的执政党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将继承与创新集于一体，将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集于一身，因此才成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成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而我们现在不少地方和部门，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活动中，那种简单化的诠释、庸俗化的理解、鹦鹉学舌似地照本宣科，不准有一点创新精神和创造力表现的禁止与封杀，致使一些地方和部门党组织的集体智慧日渐衰减，党员、干部的创造能力日益萎缩，理论创新的多个积极性慢慢变成了一个积极性，理论发展的压力也因之由下而上越来越集中地压在中央肩上。表面上、桌面上，上级没说过的话，下级没有人说；中央没用过的字句，基层绝对不用。而背地里、私下里，俏皮话市场不小，风凉话大行其道。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同理，没有执政理念的创新，则很难有执政能力的提高。
三是加强实践创造。执政能力的提高，无论是从五个方面来看，还是从十个方面来讲，出发点是实践，落脚点还是实践，关键在实践，标准也在实践。28年的武装斗争，使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世上没有常胜将军。因此，在我们那些打过一些败仗的指挥员中，才产生了闻名于世彪柄青史的“十大元帅”、“十大将”。改革开放中，邓小平同志大胆试、大胆闯的号召，使众多改革健儿跻身于经济体制改革浪潮中，由“特区”的成功扩大到“特色”的成熟。然而，在比经济体制改革难度更大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却一直没有建立这样的“特区”。由于没有了能把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内的“特区”，由于没有了允许改革者犯错更允许改革者改错的“特区”，由于没有了愿意为改革者“埋单”的承诺，因此20多年过去了，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类试点中（包括全国12个搞了16年的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也就无人敢去大胆尝试。要乘十六届四中全会的东风，当务之急可能需要尽快建立政治体制改革所亟须的“特区”，让包括党内民主选举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党内监督制度等各类改革都在里面大胆试，大胆闯，大胆实践，杀开一条血路，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促进政治文明建设。
有了三个加强，靠什么建设呢？主要是两个建设。
最根本是制度建设。无论是党的执政能力，还是党组织的执政能力，还是党员个人的执政能力，最根本的加强，是制度建设的加强。因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必须以党的制度建设为载体，才能切实加强。半个多世纪的执政实践反复证明，党的执政能力的加强程度，永远不会超过党内制度建设的健全程度；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程度，永远不会超过党内制度建设的完善程度。
最急需的是“特区”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需要教育，但当前急的还不是现在这种缺乏载体的教育；需要监督，但更需要解决的还不是当前这种缺乏体制保障的监督。
“特区”理论和实践，是“特色”理论与实践的“模型”和“样板间”，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最具匠心的得意之作。纪念邓公百年，既需要鲜花歌舞，文章诗赋，更需要抓住关键，得其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