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作了深入阐述。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分析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体现了我们党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程中高度的文化自觉。
价值观是文化的灵魂
文化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它包括了所有人为的创造物。一般来说，文化包括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心理情感、价值观念等。我们可以把文化分为器物、制度和观念三个层面。器物层面的文化处于文化的最表层，指人们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产品，以及创造这些产品的手段、方法、工艺等；制度层面的文化处于文化的中层，它是人们为确立一定的社会关系并对其进行整合、调控而建立的各种规范体系；观念层面的文化则处于文化的最里层，它包括人们的心态、心理、观念、思想、信念、信仰以及理论化对象化的思想理论体系等。
对文化作这样的划分，符合近代以来中国人对文化认识逐步深入的历程。鸦片战争以后，面对落后挨打的局面，以魏源为代表的先进分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序》)的主张。魏源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海国图志·筹海篇·决战》)。这实际上认为中国挨打的原因是武器落后，技不如人。后来的洋务运动大力发展近代军工业及海军，试图以此摆脱挨打局面。甲午海战失败后，人们发现，落后挨打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制度落后。于是，戊戌变法试图效仿日本明治维新建立君主立宪制。戊戌变法失败后，文化上的“全盘西化”主张成为主流。同时，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辛亥革命风起云涌。这场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但并没有使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梁漱溟分析说:“于是大家乃有更进一步的觉悟，以为政治的改革仍是枝叶，还有更根本的问题在后头。假如不从更根本的地方做起，则所有种种作法都是不中用的，乃至所有西洋文化都不能领受接纳的。此种觉悟的时期很难显明的划分出来，而稍微显著的一点，不能不算《新青年》陈独秀他们几位先生。他们的意思要想将种种枝叶抛开直截了当去求最后的根本。”中国人终于认识到，器物、制度落后的背后是观念的落后。彻底的社会变革，要以一场彻底的观念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检讨和清理为前提。唯此，才能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救亡图存的道路。毛泽东在总结近现代历史时指出:“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批判封建腐朽文化，并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改变中国现实创造了思想文化条件。
需要说明的是，文化的器物、制度和观念三个层面划分是思维中的抽象。实际生活中，文化的三个层面或三个层面的文化是相互交织、渗透在一起的，彼此不能分开。例如，一所房子，是在一定设计理念指导下建起来的，并且是在一定的制度组织条件下完成的。也就是所说，这所房子既内含了一定的制度，又内含了一定的观念。三个层面中，器物层面最活跃，变动最频繁；制度层面则规定着文化整体的性质，变动缓慢；观念层面处于最深层、最核心的位置，最为稳固。价值观作为观念的“观念”，又是观念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认为，主客体关系是人类社会最普遍的现实关系。价值作为反映主客体之间关系的范畴，标示客体的存在、作用及其变化对一定主体需要及其发展的某种适合、接近或一致。价值观作为关于价值的观念系统，是对一系列价值关系和普遍性价值问题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的总和。由于国情的不同、民族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往往各不相同。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反过来说，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任何价值观都不可能脱离一定的文化而独立存在；同样，没有价值观的文化也是不存在的。因而，价值观建设对于文化建设来说至为根本。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晚年提出并反复倡导的主张。他认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费孝通在80岁生日时曾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来概括提出文化自觉的历程。这个概括形象生动，主张既要看到自己文化的长处与现代价值，又要看到其他国家、民族文化的长处;不同文化只有相互借鉴，才能发展、共同繁荣。
文化最初是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自然形成的。这个时期，文化是自发的。当人们有意识地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反省，对其他文化借鉴吸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文化创造时，文化创造便进入了自觉时代。文化及其价值观总是处于不断变动之中，社会变革时期，这种变动尤为剧烈。文化自觉是在文化创新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积极的文化创新意识。这种意识就是立足时代，经常反思自己的文化及其价值观，主动吸收其他民族、国家文化的优长，不断更新自己的价值观(包括抛弃旧的落后时代的价值观和树立新的适应时代的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从根本上说，文化自觉是价值观层面的觉悟。对自己文化及其价值观体认得越深刻，文化自觉的程度也就越高。
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总要形成一定的价值观,而在价值观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起统摄作用的就是核心价值体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其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其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其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的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既准确把握了时代特征，又继承传统，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这个自觉在于实现当代中国人在文化上的“独立自主”，即用中国人自己的眼光观察世界，用中国人自己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用中国人自己的价值观评判事物。
第一，建设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维护中华文化的独立。
价值观是民族文化的灵魂，也是保持文化独立的根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其文化是否独立，在于有没有与其他民族、国家相区别的独特的价值观。没有独立的价值观，就没有独立的文化。当今世界，多元文化并存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或文明的多样性，不仅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会存在。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信息网络化的深入发展，不同民族、国家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各地几乎没有文化死角，所有民族、国家的文化都暴露在世人面前。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之中，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全方位交流、碰撞。文化交流、碰撞背后的价值观较量越来越凸显出来。一些西方大国总是试图借助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以及颇具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向他国传播其价值观念。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以及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频繁，西方文化产品裹挟着西方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不断涌入我国。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的进入，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了解、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另一方面，也冲击着我们的民族文化。在这种形势下，保持民族文化独立的任务尤为紧迫。面对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激荡，有没有文化自觉，文化的发展大不一样。人们的思想越是多样，价值观念越是多元，就越是要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否则，我们的民族文化就有被西方文化消蚀的危险。文化的作用是“化”人，而“化”人的根本就是使人(包括个体的人和整体的民族)树立一定的价值观。因而，在文化建设上，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以之为根本进行文化建设，既有利于保持中华文化的独立，又有利于吸收借鉴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
第二，建设核心价值体系有助于提高中华文化软实力。
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国与国之间竞争的重要方面。谁占据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占得先机。“软实力”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一般来说，“硬实力”是指经济、科技、军事等有形力量，“软实力”则是指文化、意识形态等无形力量。文化软实力主要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传播力，以及由此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文化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社会成员的精神状态、意志品格和凝聚力。良好的精神状态、坚毅的意志品格和强大的凝聚力，来自对一定价值观的认同。有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以及对它的认同程度，决定了文化软实力的强弱。因而，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要把全社会、全体社会成员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都必须有一套与其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核心价值体系。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的发展中大国。如果没有科学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凝聚人们的力量，就会导致人心涣散、离心离德。只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不断增强人们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使之成为全体社会成员普遍理解接受、自觉遵守奉行的价值理念，成为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中华文化软实力就能真正提高。
第三，建设核心价值体系有助于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吸引力、感召力。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传统文化。其他古老文化，如古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古希腊文化、古印度哈拉巴文化等，都出现过大幅度的文化断层，甚至盛极而衰。唯有中华文化，历尽沧桑，饱经磨难，在跌宕起伏中传承不辍，享誉世界。胡锦涛同志指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生生不息，绵延不绝，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克服艰难险阻、战胜内忧外患、创造幸福生活的强大精神力量。”这个强大精神力量的核心就是中华文化固有的价值观。中华文化曾经辉煌灿烂并深刻影响世界。当今世界，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在世界上是否具有吸引力、感召力，要看它是否能够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价值支撑。今天，人们越来越发现，建立在几次科技革命之上的工业文明，以及对环境的破坏、对资源的争夺所导致的战争，民族、宗教之间的冲突，人们内心的焦虑等等，这些全球性问题有可能把整个人类拖入死胡同。中华民族以“和为贵”为价值目标和价值评价标准，以和谐作为体认、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基本原则和目标，把和谐视为全社会的价值准则。站在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立场上，以和谐的思路和办法，求同存异，兼顾各方，共存共荣——这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现实可行之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立足现实、继承传统，又符合时代、面向世界，彰显了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有助于世界全面认识中华文化，从而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吸引力、感召力。
第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精神家园是人的精神归宿和价值依托。人不同于动物之处在于不仅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而且需要精神归属和心灵安顿。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已经并将继续给我国社会带来深刻的利益调整和观念变革。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日趋多样化。与之相伴随，各种社会思潮空前活跃，人们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思想观念、道德意识、价值取向越来越多样化。同时，世界范围多元文化相互交流、激荡方兴未艾。在这种国内国际环境下提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显示了在文化建设上的远见卓识。越是在变革时期，越是在复杂的文化环境下，人们就越需要精神归属和心灵安顿。如果人们只是为了生计和物质生活享受而疲于奔命，就会精神无着、心灵空虚。长此以往，生活意义和人生价值就会逐渐淡漠，人就无异于行尸走兽。因而，确立符合社会进步潮流的价值观，使人们由以获得安身立命的精神归宿和价值依托至为重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从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共产党领导人民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中提炼、概括出来的精华，既体现了人们现实的利益诉求和理想追求，又符合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能够成为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准则。有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人就有了精神和心灵上的“主心骨”。（执笔：李任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