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化与大众性是有区别的。大众性是理论本身的一种属性，是标识理论所涉及、维护或关注的群众的范围的概念。任何阶级的理论家创造某种理论都是为了说服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任何理论都有一定程度的大众性，只不过“大众”的成分和范围不同。大众化，是使理论为尽可能多的群众所理解和认同的一种工作,这种工作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因为，理论是少数理论家精神劳作的产品，如果不经过大众化工作，即使理论反映了大众的利益和要求，也未必为大众所理解。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性和大众化的内容与剥削阶级根本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的使命是科学地阐明最终消灭阶级和解放全人类的道路。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性具有史无前例的广阔内容。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工人运动自发的产物，而是马克思恩格斯总结社会发展史、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上的一切优秀成果而创造的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它必须经过艰苦的大众化的工作才能为大众所理解，实现它的大众性。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大众化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是，大众化与中国化、时代化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离开了中国化和时代化谈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会成为抽象的口号。这是因为：
第一，从横向来看，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性的理论而不是地域性的理论，它的基本原理涵盖整个世界。马克思主义反映的普遍规律就寓于各个国度、民族、地域的发展规律之中。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世界各地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达到一般和特殊的统一，才能在实际生活中得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和本土化是统一过程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世界性的本质，就不可能在各个国度、民族或地区实现本土化。同样，没有成功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也只能是高悬在空中的一般学理，不能解决各个国度、地区和民族千差万别的特殊问题。就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就是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又以新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大众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的过程，同时必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过程。
第二，从纵向来看，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150多年前，但它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仍然起作用。近几十年来，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不仅没有表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反而证明了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洞察风云变幻的世界全局。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不会过时，正因为它永远紧握社会发展的脉搏，永远不脱离发展着的实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是它立于不败之地的奥秘。我们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必须与中国化和时代化统一起来，离开了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离开了大众的实际生活和需要，大众就不会关心这种理论，而大众化也会是一句空话。
推进大众化的途径和方法
做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深入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大众化的内容。就当前我国的具体情况来说，大众化的重点应当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当前中国人民最迫切需要掌握的思想武器。这个理论最贴近中国人民大众的需要。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一切经典文本，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等，都应当深入研究，否则不可能深刻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来龙去脉，甚至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也会产生误解和曲解。因此，大众化的重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二，大众化的对象。“大众”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历史地发展着的。在今天社会结构多元情况下，对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群体的要求应当有所区别；对同一阶层、同一群体的成员还需要根据不同的文化水平、职业特点等具体情况有所区别，不能一刀切。对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应当要求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实践者，要系统准确地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了解这一理论的源头和发展过程，能运用这一理论分析和解决工作中的新问题，能鉴别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想，还应能概括新的实践经验，作出理论创新。而对广大群众来说，则应当按照具体情况作出不同的要求，要尽可能地使他们懂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和科学根据，懂得只有以这一理论为指导才能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要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齐心协力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努力奋斗。
第三，大众化与通俗化的关系。通俗化与大众化在许多场合视为同一概念未尝不可。但仍以适当区别为好。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要求，离开了大众化就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而通俗化则可以理解为大众化的形式之一，是特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广泛的普及工作。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到文艺的提高与普及的关系的基本论点，也适用于我们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那就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要根据不同对象的特点有所区别。而且，提高和普及的形式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要随着大众水平的提高和需要的变化，以及普及对象关注的重点和热点的变化而与时俱进，力求引人入胜，避免隔靴搔痒。李达在1926年用浅近易懂的文言文写的《现代社会学》再版14次之多，“革命者几乎人手一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使成千上万的青年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道理。今天，我们要发扬这些通俗化著作的优点和精神。当然也不能照搬，因为时代变了，大众的构成和需要也变化了。这就需要我们精心编著一些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通俗读物，以满足不同时期、不同对象的要求。
第四，大众化与语言文字。语言文字是理论的载体，理论只有通过语言文字才能表达和传播。在中国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得下功夫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中国语言文字（包括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来说话。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取得胜利，正因为中国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努力“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不能不看到，近年来在文风方面出现了一些现象值得注意。以汉字写“洋文”、以汉语说“洋话”的作品时有所见。有的作者以为文章越写得艰深晦涩就越有学问，越有“理论深度”。这是一种病态。这会大大妨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九百多年前的苏轼就批评过“以艰深文浅陋”的文风，主张“辞而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主张“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道理至今也值得借鉴。毛泽东当年把文风作为党风的一种重要表现来整顿，尖锐地批评了党八股和洋八股的危害性。这对我们现在仍然有指导意义。因此，以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讲马克思主义深刻道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
（执笔：陶德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