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由此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华大地发生巨变、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30年，是中华民族在复兴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的30年。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深刻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要说明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在历史转变关头代表中国人民作出这个关键抉择的，就涉及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国内外形势及其所提出的问题。
国际形势最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世界主题发生转换。二战结束后，出现了强大的社会革命潮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潮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共产党的领导下，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先后有15个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支持和影响下，掀起了民族解放革命高潮，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到上世纪70年代，有100多个国家宣告民族独立,资本主义经营了几百年的殖民主义体系彻底崩溃。这是20世纪社会革命所取得的最彻底的胜利。到上个世纪中期，以越南战争的结束和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为标志，世界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化为和平与发展。二战后，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革命潮流成为过去，又兴起了势不可挡的两大潮流——新科技革命潮流和改革潮流。在世界主题转换为和平与发展的条件下，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在这种形势下必须转变观念，不再依靠战争与革命，而是通过适应世界大潮，在科技革命和调节改革中，加快发展社会主义。二是东西方的形势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二战后国际形势最明显的特点是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体系对峙的格局。资本主义在二战后，整体实力有所下降，并经历一段社会动荡时期，但是通过新科技革命和调整改革，社会逐渐稳定，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上有较快发展，出现了年均增长6%以上的“黄金时期”，以后虽然不能保持这种势头，但仍持续发展，表现出具有很大的弹性和活力，没有死亡迹象，它已“死里逃生”。社会主义则与其相反。从战后到上世纪50年代末，是社会主义胜利大进军的年代，那时形势大好。但是，好景不长，由于探索中发生重大失误，没有及时跟上新科技革命和改革大潮，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争论和破裂，到上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各国普遍陷入困境，有的国家甚至出现了危机。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一个寻找出路、摆脱困境和危机的问题。
国内形势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从这时起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这两年，有所“前进”，一是揭批“江青集团”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二是国民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如农业生产1978年获得大丰收，粮食产量突破6000亿斤，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工业生产1977年和1978年分别比前一年增长14.3%和13.5%；三是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恢复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正确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纠正“左”的错误、开拓社会主义新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四是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特别是恢复了邓小平同志的工作，为开拓新局面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但是，党内外的思想认识却不一致。概括地说，在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有三种不同的意见和主张。第一种，主张沿着以往社会主义的老路继续走下去。第二种，主张改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第三种，主张探索社会主义的新路。第一条是老路，是实践证明不成功的路；第二条是邪路；第三条是新路，是需要通过探索开拓的光明之路。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上出现三种主张，说明当时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1978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全会公报指出：“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这条大船扬帆启程了。这是中国共产党顺乎历史潮流，代表人民意愿，在历史转折关头所作出的郑重抉择。
二战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改革潮流。它从社会制度和体制这个层面推动世界的变化，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面貌的改变。但是，改革的结果并非一样，其中有些国家的改革成效明显，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相对稳定，如美、日和一些西欧国家；有些国家的改革大起大落，最初一段经济发展迅速，随后由于举措不当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动荡，如拉美一些国家；还有一些国家的改革始终起色不大，后来由于导向和举措错误，导致社会制度演变，归于失败，如苏东国家。中国的改革是积极稳步向前推进的，可以说是世界改革史中最成功的之一。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有：
——以解放思想为先导。历史上任何一次变革，都会有阻力。应当说我国的改革和有些国家的改革比起来阻力不算很大，其原因是我国发生过“文化大革命”，经济上已达到崩溃边缘，人们认识到不改革没有出路。所以，在我国没有反对改革的政治势力，即邓小平所说的“反改革派”。但是，阻力是有的，主要来自于思想领域，即思想阻碍。怎样排除这种思想阻力，邓小平提出的办法就是解放思想，这是他对我国改革的一大贡献。通过解放思想，使一些人从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僵化半僵化状态中解放出来，思想认识能够跟上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世界，实现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相一致，达到实事求是。实践证明，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每一次思想解放，都必将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把改革开放大大向前推进。胡锦涛同志指出，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苏联在改革中遇到阻力，不从思想上着手解决，而是采取组织措施，撤换了从中央到地方所谓改革不力的一大批领导干部，结果不但没有排除阻力，反而增加了阻力，这是一个严重教训。
——经济体制的破旧立新和彻底转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同时代的几乎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把商品经济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认为未来社会在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社会实行的是产品经济，商品和货币将从社会上消失。这个理论观点，对社会主义国家有着长期的影响，各国普遍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而且只有指令性计划，没有指导性计划，经济缺乏弹性和活力。后来实践迫使我们不得不反思的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普遍发展不快和弊端很多？为什么二战后实行现代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普遍经济发展较快而且具有活力？为什么在西方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学者中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在我国，对这个问题认识最早和最透彻的当属邓小平。他从1979年开始就多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他认为市场和市场经济不带有社会制度的属性，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是中性的，“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它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通过他的一系列论述，人们已不再把商品经济和市场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和社会主义的异已物。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不是前者排斥市场，后者排斥计划，而在于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计划还是市场。我国从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一个根本变革，是经济体制的破旧立新和彻底转型。我国所创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既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活力，它在资源配置中的灵活性和有效性，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的最根本原因。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也必然要求政治体制、文化体制进行改革，以巩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总起来说，我国的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改革。
——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相结合。我国的改革，是把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改革促进开放，开放反过来又促进改革，形成了改革与开放良性互动的局面。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改革与开放相结合，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鲜明特点，也是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不能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经济。闭关自守、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只能导致停滞和落后。只有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自觉置身于国际市场的竞争，一国的民族经济才能更快地发展。我国对外开放有两个亮点，一是开办经济特区，二是吸引外资。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形成了从沿海到内地的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实行对外开放，引进了大量资金、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促进了国内改革和与世界经济接轨，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强大动力和活力。
——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路子。改革必须适合本国国情，我们选择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路子。首先，改革从何处着手？我国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又是从农村先起步的，而农村改革又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废除人民公社制度为突破口。我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这项改革适合中国国情，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连年增产。我们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农村改革成功以后，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向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其次，经济体制怎样转型？我们没有采用苏联“500天计划”的激进改革策略，而是按照积极而又稳步前进的原则，采取从计划经济——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进改革策略，前后大约用了20年时间。实践证明，这样做是成功的，避免了一场大的社会震荡。再次，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搞？我们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的前提下，开始政治体制改革的。邓小平认为，对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复杂更艰难，因为它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因此“需要审慎从事”。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不是“根本改革”，没有大破大立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不能照抄西方国家的模式，而要发挥我们自己的优势。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已出台的举措有：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实行公务员制度，改革干部制度、人事制度等。这些都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保持改革、发展、稳定的良性循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贯穿改革全过程的一个重大问题。改革是动力，改革才能促进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发展问题实质上就是改革问题；发展是目的，是“硬道理”，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发展反过来又会促进改革，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稳定是前提，是发展经济文化和顺利进行改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甚至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改革、发展、稳定，既统一又矛盾，处理得好，能相互促进，处理得不好，又能相互损害。中国改革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稳定的程度，使三者之间保持平衡和良性循环。
——重视经验总结和理论指导。改革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改革初期，在缺乏经验和理论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干中学，边实践边总结经验。我们党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通过总结经验，坚持正确的，纠正错误的，并对经验进行理性分析和加工，使之上升为理论。现在当我们谈论改革时，我们已经有了崭新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并以其指导改革实践了。其中包括：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改革，就经济体制改革而言是一种根本变革；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具体制度即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判断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标准，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即“三个是否有利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其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国的改革，就是在上述改革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完全是一种有理论指导的自觉实践。
——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我国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决定了我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改革。我国的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范围内进行的，从其实质来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即通过改革具体制度，逐步完善基本制度。当然，对基本制度也有调整，但是要保持正确的限度。邓小平一再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尽管受到各种干扰，但始终是沿着这个方向，在这个范围内进行的。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最重要的是把握好邓小平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另一方面四项基本原则又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二者相互促进。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政治制度和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基本文化制度。改革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完善基本制度，这是改革的底线。二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改革是顺应社会发展和关系每一个公民利益的庞大社会系统工程，要把这样一个社会系统工程顺利完成，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国各阶段的改革方案，都是党中央制定和组织实施的，它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集中了社会各方面人士特别是知识界的智慧，得到了社会广泛的支持，所以能够不断向前推进，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
上述七条，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本原因。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内在要求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关系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和生死存亡。联系社会主义各国的情况，不改革死路一条；改革如果举措不当，路子不对，迷失方向，就会变成改向；只有既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又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改革路子，改革才能取得成功。
30年的改革，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改革思想，在社会主义改革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论，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构成社会基本矛盾，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社会发展动力论。他们认为，矛盾是一切事物的发展动力，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形式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只能分析阶级社会，认为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对抗性，因而解决这种基本矛盾的基本形式——阶级斗争和革命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5页）。至于取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的发展动力是什么，他们没有论及。只是在1890年,恩格斯于逝世的前五年，经过深思熟虑，在致奥·伯尼克的信中说：“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3页）恩格斯把未来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视为改革，认为它是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基本形式。
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他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提醒人们，要把改革提到日程上来。他在1921年为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所写的《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以后，“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的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写成大写，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和验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采取革命的行动，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这里所说的“改良主义的行动”，也就是改革。列宁把它称为“目前的新事物”。列宁从理论上对革命和改革作了如下的界定：革命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急风暴雨式的，“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而改革则是自上而下的，“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改造旧事物，力求尽可能少加以破坏”（《列宁选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2、611页）。这就是说，革命是广大群众自下而上兴起的，一般采取暴力革命手段，其结果是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而改革则是自上而下的有领导有组织进行的，往往采取改良主义的方法，其结果是同一社会制度内部质的飞跃。列宁在他逝世前夕，还以政治遗嘱的形式，提出了改革国家机关的主张。列宁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最早提出和论述改革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列宁的后继者斯大林领导苏联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但由于受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没有矛盾，“完全适应”，并把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模式看成是尽善尽美的，长期讳言和拒绝改革，致使体制僵化，问题越积越多。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坚持和发展了对立统一规律，认为这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他强调，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批评了苏联学术界长期居统治地位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无冲突论”的形而上学观点；他不同意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完全适应”的观点，认为它们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这些观点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改革打开了闸门。但是，他采取的举措是“兴无灭资”、“斗私批修”、“继续革命”。结果，不仅未能“适应”，反而更加“矛盾”。
邓小平继续毛泽东的未竟事业，他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找到了“又相矛盾”的环节，这就是体制问题，也就是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长期不改革已经成为僵化的经济体制，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他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指出从1958年到1978年，是停滞和徘徊的20年。这个期间，经济没有多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多大提高。其原因，一是超越阶段的过“左”政策，二是僵化的经济体制。他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把社会主义制度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认为基本制度是好的，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但是体现基本制度的具体制度即体制有弊端，又束缚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改革。通过改革，变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奠基人。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实践中，在继承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崭新的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这是我们党在新时期最珍贵的理论财富。我们党是一个重视理论指导和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现在我们不仅有了完整的革命理论、建设理论，而且又有了完整的执政理论、改革理论。
中国改革的实践意义，就是邓小平所说的第二次革命。这就是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所进行的改革虽然不是本来意义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但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并不亚于革命，其实质和目标，是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如果说，我国第一次革命的实质和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第二次革命的实质和目标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在我国得到充分发挥，这仍然能使中国再次发生巨变。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30年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并影响世界。这30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全面向前推进。邓小平在1987年时就曾指出：到下个世纪中叶，中国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不但给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本世纪中叶必将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纪内必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执笔：赵曜）